杭州爱乐乐团，2007年12月25日在西子湖畔正式挂牌。2008年早春筹备招聘前期工作，2009年1月19日-21日联考3天。


　　中央、上海、天津、沈阳、西安……国内各大音乐学院网站首页，2008年岁末，纷纷挂出杭州爱乐乐团最新招聘启事；相同内容在音乐周报等纸介媒体刊登后，引来更多探询与向往的目光。这则信息，恰似严冬里浓雾间透射出的一缕阳光，照亮音乐学子面临毕业求职困境的一条希望与光明之路。数百名怀着梦想的年轻人，毅然卷入春运大潮，踏上开往杭州的客车———走，咱去试试？！ 
　　
　　“这个时间段也许更合适。寒假期间，学生方便；金融风暴渐劲，吹来更多‘海归’”，上海歌剧院艺术总监张国勇百忙拨冗亲临考场，他与王次炤、俞峰、水蓝和张建一等浙杭籍音乐家，欣然出任杭州爱乐乐团艺术顾问。
      中国爱乐乐团艺术总监余隆任筹委会主任，曾向媒体打过一个形象生动的比喻：交响乐好比“航天、探月”属于“尖端科技”，这项重型文化工程绝非一蹴而就。


我自有梧桐落凤凰


　　曾经，这座古城民间盛传“一个亿抛向杭州爱乐乐团”。在乐团挂牌当天，传说得以证实，政府投资还不止一个亿。杭州市为打造这张崭新的“金名片”，要投“1个亿买房子、1000万添乐器，外加每年1500万元的日常开支”。有人形容，杭州爱乐乐团含着“金钥匙”呱呱坠地，太多优厚的条件待遇吸引着人们的目光。


　　“这钱我们花着很有压力”，杭州歌舞剧院院长兼杭州爱乐乐团团长邓京山对记者说。已经选定奠基的新团址位于钱塘江畔，预计团部面积将达到1万平方米，超过全市现有文艺团体总面积。邓团长特意解释，杭州爱乐乐团独立法人独立建制，浙江省文广电集团直属6大院团之一，同浙江省歌舞剧院平行的差额事业单位，“相对全额拨款，差额则具有更多的灵活性、自主性”。上千万元启动资金，该团已用一期到位的550万元买了一架40多万元的竖琴、一套40多万元的低音鼓，还准备买一部大约价值150万元的斯坦威钢琴，“算下来，估计光购置乐器就得花1000万元，现有的老旧乐器都要淘汰掉”，邓京山扳着手指细数家当。


　　这次招聘启事开出的条件同样十分诱人：“凡被录用者，可报销火车硬卧车费（国内）”；“可直接进入乐团事业编制”；“录用者乐团提供住宿”；“正式聘用列为事业编制的演奏员（艺术骨干），可以在市里每年安排给特殊文艺人才的经济适用房源中逐步解决”……。邓团长则低调解读，“我们所定薪酬，只是确保‘略高于同等乐团’；业务骨干、主要演员，还将享受国家事业单位福利待遇，办理杭州市民户籍”，1500万元年度拨款，将用于支付演员工资以及排练、演出等费用。今后每年计划80多场音乐会，将有大约30场公益演出，采用低价或免费的方式，恭迎更多市民走进剧院，还计划组织市民爱乐俱乐部、学生爱乐俱乐部等，精心培育杭州的高雅艺术环境与演出市场。


你天生我才必有用


　　新月般美丽的杭州大剧院，2月19日清晨开始人来人往。江畔薄雾中，隐隐约约、断断续续的飘散着声声清扬的提琴、圆润的木管、洪亮的铜管……。第一天参加考试的乐手已超过100人。根据考评组初步统计，杭州爱乐乐团首次招聘，大约有450-460报名者。“正好赶上春运高峰，有的选手实在无法解决往返车票，只能放弃这次机会，很可惜”，这个人数比例大约为1/10，400人竞争73个名额，大约1：6的录取概率。


　　大厅里、候场区，三三两两的年轻人手持乐器，有的临阵磨枪，有的若有所思，有的低声交谈；家长们则有些坐立不安，表情比考生还紧张、焦虑。看上去，这里和其他乐团业务考核几无区别，但是，这群人的确是杭州爱乐乐团成立后首批应聘者，“现在学音乐的不好找工作，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的大乐团满满的、没空位”，正在候场的“弦乐组1号”考生、星海音乐学院贝司L说，要不考研，要不出国，如果考上了，在杭州做乐队最理想；正在单簧管上按键活动手指的H告诉记者，他下决心辞了工作来应聘，“突然感觉心里没底，还有点小小的后怕……”。


　　这次450多名应聘者，20-30岁的青年人占绝大多数。中央、上海、星海、沈阳、武汉、西安等音乐学院应届毕业生比例较高，还有德、奥、俄、日、荷兰、挪威、新加坡等国部分“海归”。杭州歌舞剧院近40人的管弦乐团，有21人报名应聘杭州爱乐乐团，和所有考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，按照章程参加考核。这场竞争，严肃、严谨，公平、公正。“原来我一直教着学生，这几个月全部暂停。”杭歌某大提琴手如是说。


　　邓京山谦虚道，杭州爱乐乐团是“零起点”，许多应聘者恰恰看中这一点。“正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乐团，所有人进来都是头一拨，人人平等、机会均等，有可能成为骨干。那些老团，新人要熬出头，难！”中央音乐学院2007毕业生H的话代表很多人的真实想法。


他   世上岂无千里马


　　“杭州爱乐乐团最正确的选择，请杨洋担任首席指挥。我认为，他在新生代指挥群体中最具实力、最有前途”，张国勇告诉记者，曾多次参加国内乐团招聘或业务的考评，发现这次有几个特点尤为突出，首先，评委阵容非常强大，12位主考官分布在弦乐、木管与竖琴、铜管与打击乐三个考场，他们均为国内有影响的演奏家、教育家，相当比例评委身兼中央、中国、上海等音乐学院主科教授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、中国爱乐乐团声部首席。“评委的耐心程度，远远超出我的想象”，第一天，他们从早上8：30离开酒店，晚上8：30离开考场，10余小时，不厌其烦地认真倾听应聘者“三项全能”；其二，政府重视程度最高，为招录优秀人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，组织工作严密有序；其三，总体考下来，在省市级地方乐团中，教育程度、专业水准，起点最高。


　　杨洋同张国勇一样，在各考场之间巡回视察。“应届毕业生或毕业一两年的年轻人占应聘者的大多数，他们缺少一点经验，只要基本素质够好，我们就有信心组合一支高水准的乐团。现在就是要发现潜力股”。第一天考评时间最长，第二天相对水平最高，第三天现场气氛最好。本报记者轮流在三个考场旁听，感觉应聘者普遍的优势在于技术，第一项“自选曲目”大多完成得好；第三项“即兴视奏”也不错，即便谱子技术难度高超，音乐语言生涩，“现炒现卖”一样顺溜；第二项“乐队片段”，相对成为难以逾越的“瓶颈”，大多数应聘者“弱项”先后在此处暴露。连续几个圆号手吹奏“肖五”，同样的片段出现同样的失误：32分音符变成了16分音符。更有甚者，准备的“片段”与作品无关，竟然从未听过“柴四”！真令人瞠目结舌。“管弦系的学生没听过交响曲？难以置信！有的乐手脑子里毫无交响乐的概念思维”，张国勇认为，这是交响乐团招聘反映出教育产业化带来的恶果，“重技术、轻艺术；重独奏、轻合奏”老生常谈，这个问题一日不解决，何谈交响乐队建设。


　　经过3天考核，杨洋兴奋地告诉记者，除了小提琴，其他声部基本“落听”。此前，邓京山放出“宁缺毋滥”的话来。春节后还将安排一些考试，并赴新加坡集中一次招聘。